周恩来和他的朋友们

冰心老人曾写过这样一篇文章：

“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与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周恩来是中国亘古以来朋友最多的人，这与“付与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是互为表里的。把周恩来与每一个朋友的交往都笔录下来，或者说把周恩来付与的和接受的每一份“爱”都写下来，那决不是一篇文章，也不是一本书所能承载得下的。

周恩来好交友，首先与他的早年经历有关。他十二岁就远离家乡到东北读书。由于说话有浓厚的南方口音，身材又很瘦小，一些大同学就欺侮他，不仅学他讲话、骂他“小蛮子”，还经常动手打他。经过两个月，小恩来就想法子交朋友，出入时同一批和他一样瘦弱的孩子一起走。这样人多势众，大同学再来欺侮，他们就抵抗和对打，那些大同学也就不敢再欺侮了。到天津南开学校读书，同样是远离家乡，更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绕依父母膝下。因此，他特别重视同学之间的友情，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常常“约二三友围炉共话，达我幽情，倾吾素志”。到日本求学和赴欧洲勤工俭学更是身处异国他邦，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风俗不适，交朋友就越发显得重要了。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早年周恩来比别人更能理解朋友的重要。

周恩来好交友，也与他救国家尽力社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远大志向有关。大事业是群众的事业。有大志向者必须乐群、合群，绝不是脱离群众的孤家寡人。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写的《爱国必先合群论》，初步表达了对合群的认识。他不仅有此认识，而且入学第二年，和张蓬仙、常策欧三人发起组织了“敬业乐群会”。这个会的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这个会的会员曾发展到二百八十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周恩来又是“乐群”、“合群”的身体力行者。他在南开学校四年一直是住校生。从第二学年开始，他和张鸿诰、常策欧同学自愿结合，住进新建的两斋三十五号，一起住了两年。后来周恩来提议：我们一块住了两年，交谊很深，但这样下去我们和别人接触太少，应该分开，同其他同学住在一起，这样可以团结更多的同学。张鸿诰和常策欧都表示同意。所以最后一年周恩来同蔡凤等住在一起。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毕业时，《同学录》中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这是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具有的突出的优点。这也是周恩来朋友多的原因。从南开学校开始，周恩来每到一地都有一大批朋友。许多人和周恩来结下的都是经久不衰的终生的友情。

在同学中，周恩来既重视广交朋友，又重视对德才出众者处以深交。他说：“余年非长，天真未变，素结交小友，乐我性灵，因是识者孔多。”这是讲的广交。然而，对德才出众者则“相勉以道德，相交以天真，相待如兄弟”。这是讲的深交。当时，李福景、吴国桢是周恩来处以深交的两位朋友。周恩来在《〈峙之日记节录〉志》中，不仅介绍了李福景、吴国桢的人品才学，而且倾吐了自己对他们诚挚的感情：“吾每睹新慧，辄令余化愁作喜，推心置腹，有愿作竟日谈，何可一日无此君之慨。及晤峙之，则促膝论道，抵掌论文，欢愉快乐中寓庄严之气象，心神为之清朗。”同好朋友交往是一大快事，周恩来说：“有友为励，益奋吾志。”后来，吴国桢与周恩来所走的道路不一样。吴国桢加入国民党，曾先后任重庆、上海市长和台湾省长，晚年移居美国。年，吴国桢曾准备于9月返大陆访问，不幸6月逝世，未能成行。李福景被严修推荐同周恩来一起赴欧洲求学。到欧洲后，李福景考取了一个奖学金，走上了治学的道路，而周恩来则成了职业革命家。建国后，年11月，周恩来同李福景、潘世纶、张鸿诰等同学聚会在一起。他依旧是那样温和诚实、富于感情、挚于友谊。餐桌上，他们边吃边谈。谈到我国科技教育师资不足的问题时，周恩来深情地说：“我一点自然科学知识还是南开给的呢！”

周恩来与张鸿诰在南开学校同一宿舍住了两年，毕业后又同去日本留学。张鸿诰到日本后是周恩来帮助他解决了一生工作的专业方向。年3月，张鸿诰考上中国指定的官费待遇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科，并从中国留学生监督处领到了一个月官费。可是，张鸿诰从到日本的第一天起，就准备上大学学工，因而一直打算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然后进大学。只是因该校考期在6月，此时若报考一高就必须先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退学，张鸿诰担心万一第一高等学校考试失败，那就连高等师范学校也上不成了。何去何从？张鸿诰不能确定，于是他请周恩来帮助拿主意。周恩来说：“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愿，而应该考虑国家的需要和个人在哪一方面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决定取舍，你既能考上高师，为什么怕考不上一高？”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张鸿诰退掉高师的学籍，又于6月考上东京一高，后来果然实现了学工的宿愿。

周恩来参加革命后，曾于年夏在哈尔滨同张鸿诰见过面。他当时已是中共领导人之一，是从苏联返国途中经过哈尔滨的，但在白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处境十分危险。张鸿诰当时和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同在哈尔滨电业局工作。为了周恩来的安全，张鸿诰用电业局汽车送周恩来到哈尔滨车站。张鸿诰本来准备下车送周恩来进站，可是周恩来担心这样会暴露张鸿诰，影响张鸿诰的安全，便坚决地阻止了。周恩来贴近张鸿诰的耳边轻声说：“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不要连累了你。”

多少年过去了，这句话一直回荡在张鸿诰的耳边。

年3月，周恩来离日本回国前夕，张鸿诰等同窗好友为周恩来饯行，请周恩来书赠留念。周恩来挥毫书赠了《大江歌罢棹头东》诗，并在诗后写有“右诗乃吾十九岁东渡时所作”，“返国图他兴，整装待发，行别诸友”，“书此留为再别纪念”等字句，同时还写明书赠此诗也是为了自督。张鸿诰把这首题诗视若珍宝，一直收藏在身边。年11月，老同学相聚在北京，共叙往事。张鸿诰说：“题诗我还珍藏着，将来我要把它送给博物馆。”周恩来阻止道：“不，不，我还很不够。”直到周恩来去世后，题诗才得以和广大群众见面。

年5月，美籍华人黄春谷夫妇到北京旅游。黄春谷对接待人员说，年到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那时周恩来还有个名字叫周翔宇。如果方便，他想见见这位老同学。

当时周恩来病情很重。5月6日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来访，5月11日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来访，5月17日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来访，都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欢迎宴会和会谈。工作人员认为病中的周总理不会见黄春谷夫妇。可是，出人意料，周恩来告诉罗青长，20日晚上七时在北京饭店宴请黄春谷夫妇。并让罗青长、熊向晖参加。20日晚上六时四十分，周恩来到了北京饭店。他对罗青长、熊向晖说：“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决定还是见见他；既然见他，也就见见他的夫人。如果他在信中叫我‘总理’，写些恭维的话，我就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引导黄春谷走进会客室。周恩来迎上去握手致意。他对黄春谷说：“老同学！五十七年不见了！我们都老了！”又对黄春谷夫人说：“春谷兄比我大几岁，我怎样称呼你呢？就叫你黄大嫂吧。”

这次会见中，周恩来从黄春谷手中接过了五十七年前的五张照片。那是南开学校学生演的《一元钱》、《恩怨缘》、《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的五张剧照。周恩来从这些剧照中看到了自己十七岁时扮演女主角的形象，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

在人民军队的元帅将军中，许多人都同周恩来有着生死的情谊，至深的交往。有的相识于马克思的故乡、巴黎公社的故地，如朱德、陈毅、聂荣臻等；有的相识于国民革命将帅的摇篮黄埔军校，如徐向前、叶剑英、左权、陈赓等；有的相识于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如贺龙、刘伯承等。周恩来与叶挺的交往，开始于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军事活动中，发展于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军事活动中。叶挺牺牲后，他的子女受到了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

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叶挺率领的部队是起义的基本力量之一。周恩来派聂荣臻到九江进行起义准备时嘱咐：“到九江时第一个通知叶挺。”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失利，在向海陆丰撤时，周恩来患上恶性疟疾，连日高烧，叶挺、聂荣臻一直护卫在周恩来身边。到达陆丰后，他们在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的帮助下撤往香港。叶挺、聂荣臻同周恩来乘小船在茫茫大海上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这是周恩来第一次遇险、脱险，也是他同叶挺、聂荣臻、杨石魂结下的生死情谊。

年12月，由叶挺担任总指挥的广州起义失败。不久，党组织决定叶挺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广州起义的经过。叶挺没有想到他在国内受到了错误的指责，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叶挺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周恩来了解叶挺的为人，为叶挺的遭遇鸣不平，并公开地指出：“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从海外回国。这年8月，周恩来在上海一见到叶挺就热情赞扬他强烈的抗日愿望，并恳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同年9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周恩来不仅在新四军成立过程中给叶挺以直接的帮助，而且在叶挺与项英关系不好离军出走时，耐心地作调解工作，并亲自送叶挺回新四军。

年1月上旬，蒋介石策划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为挽救危局，冒死深入虎穴，被无理扣押。17日，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周恩来在恐怖气氛笼罩下的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写下并设法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十六字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是凝结着周恩来与“江南一叶”生死情谊的诗作。

叶挺囚禁五年中，周恩来时刻想着要把叶挺营救出来。他一方面四处设法探寻叶挺的下落，托人带去深切的问候，给予最大的关怀；另一方面在每次同国民党谈判时都提出恢复叶挺自由的问题。抗日战争后，在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上，周恩来等经过不懈的努力，蒋介石被迫接受以叶挺交换在邯郸战役中被我方俘获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的条件，叶挺终于获释。

年4月8日，叶挺在飞往延安的途中，由于天气恶劣，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险坠毁。这不幸的消息传到重庆，周恩来悲痛万分，泣不成声。他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文中对叶挺写道：

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入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

这是血与泪的悼词，也是钢与铁的誓言。

叶挺夫妇牺牲后，周恩来对他的孩子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严酷的战争岁月，他（她）们有的被接到延安，有的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日理万机，仍关怀着他（她）们。年，周恩来视察东北，还专门到一所军事工程学院看望叶启光等烈士子弟。年上半年，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还特意请人转告叶挺的孩子们：“等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就可以出院了，到那时，把你们几个兄弟姐妹叫来，我来给你们讲讲你们爸爸革命斗争的故事。”

周恩来去世前不久，有一天突然问身边工作人员有没有六安瓜片茶。他想喝点六安瓜片茶，工作人员很快找到了这种茶。周恩来喝完茶，深情地说：“我所以想喝六安瓜片茶，是因为想起了叶挺将军。那还是在抗战初期，叶挺将军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喝到了六安瓜片茶，就好像见到了叶挺将军。”

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惟真情永驻人间。叶挺去世近三十年，周恩来在这期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心里仍然装着一个叶挺。他不愧是叶挺将军生前所说的“知己”。

在周恩来与杨立三的交往中，有一件事闻者无不为之感动。

红军长征到毛儿盖后，周恩来患了严重的肝脓肿病，来势异常凶猛，连日高烧不退，五六天没有吃什么东西。在医生的护理下，虽然当时条件无法消毒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刺，用治痢疾的办法，还是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烧也慢慢退了下来。但是，周恩来身体极度虚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走也十分困难。怎么办？彭德怀、肖劲光决定组织担架队把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参加给周恩来抬担架。军委纵队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担任担架队队长。

担架队抬着周恩来等离开毛儿盖，踏上了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这里到处是一丛丛野草，一个个泥潭，一片片污水。人走在草地上软乎乎的，稍一不慎，就有陷入泥潭的危险。这里的气候变化无常，时风时雨，时雾时雪。正当太阳照得人们汗流浃背的时候，转眼之间，乌云翻滚，冰雹铺天盖地而来。红军的干部和战士经过长途跋涉，缺吃少衣，冻饿交加，身体无力，体质很弱。担架队走的是多么艰难的行程啊！杨立三和战士一起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双肩磨破了，脖子一歪就痛，走出草地就累病了。周恩来非常心痛抬担架的同志，多次从担架上爬下来。

多少年过去了，周恩来一直记着杨立三、陈赓把他抬出草地的情景。一次，他对陈赓说：“东征时（指年10～11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讨伐军阀陈炯明之役），你曾经救过蒋介石，长征路上你又救了我。”

年11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的杨立三因病去世，周恩来十分难过。他不顾工作繁忙参加杨立三追悼会并主祭，报告杨立三的生平事迹。他称赞：“在反对国民党卖国集团残酷‘围剿’时期，在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杨立三同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对我军的后勤工作，作出卓越贡献。”追悼会之后，周恩来坚持要抬棺送葬（当时尚未实行火化制度）。有的同志劝道：总理太辛苦，赶来亲视入殓，已是莫大的关怀，就不要送葬了，可周恩来说：“在长征途中，我病了他可以抬我，为什么他临终，不能让我抬他呢？”

这是多么深挚的同志之情啊！

周恩来与陈毅，自从年6月在法国塞纳河畔相识，就志趣相投，情同手足，结下了跨越半个世纪的深厚友谊。

l年8月，陈毅在宜黄地区赶上了南昌起义部队和周恩来一起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年写给红四军的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是周恩来、陈毅密切合作的产物。年8月，陈毅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后，周恩来直接过问治疗。l年春，在皖南他们共同筹划新四军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在杨家沟、城南庄、西柏坡，他们共同运筹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决策。

新中国成立后，在陈毅“见习”外交和接替周恩来担任外交部长工作中他们一直形影相随、配合默契。万隆会议的成功，是他们合作共事的一大成果。年2月，他们一同访问朝鲜。年4月，他们一同访问亚洲六国。年12月14日至l年2月29日，他们一同访问亚非欧十四国。年6月，他们一同访问非洲。他们并肩携手为发展新中国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奠定并巩固新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陈毅被林彪、江青等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周恩来想方设法保护陈毅。有一次，林彪、江青指使一伙人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人民大会堂揪斗陈毅。周恩来气愤地说：“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林彪、江青一伙还企图通过陷害陈毅的子女来达到陷害陈毅的罪恶目的。周恩来曾严肃地对陈晓鲁说：“你父亲处境很困难，社会上对你的传言又这么多，不论是真是假，总之对你和你父亲都是很不利。坏人可能利用你搞你的父亲，你们父子会互相连累，懂吗？”他亲自同陈锡联联系，把陈晓鲁安排到东北一个部队的农场去劳动锻炼，暂时隐蔽起来。

陈毅患病期间，周恩来牵肠挂肚，夜不能寐。他多次到病房探望陈毅，并多次过问手术治疗，希望能出现奇迹。然而，年1月6日深夜，陈毅永远停止了呼吸。10日，周恩来在陈毅追悼会上致悼词，不足六百字的悼词，他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

周恩来重病期间，有一次，他睡觉突然惊醒了，医务人员赶快过去看是怎么回事。周恩来说：“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了陈毅同志和我在一个山坡上，陈毅同志一滑把我一拽好像两个人都要掉下去了，突然惊醒了。”

醒有所思，睡有所梦。周恩来躺在病床上十分想念患难与共的战友。

周恩来与贺龙第一次见面，是在l年八一南昌起义前的一个傍晚。这次见面，周恩来分析了形势，谈了共产党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和盘托出八一南昌起义的计划，并要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起义失败后，周恩来、贺龙先后经香港秘密转移到上海。当时，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捕捉贺龙。周恩来风趣地说：“贺龙，你的头很值钱嘞。”接着关心地说：“你先在这里住下，对于你的工作，我已做了考虑，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借此机会先到苏联，学习学习军事。”

贺龙不甘心失败，告诉周恩来，想去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建立红军。周恩来支持了贺龙的想法。他叮嘱贺龙要注意安全。同时，周恩来派了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去湘鄂西。年春，贺龙到了湘鄂西，在桑植一带组织了红四军，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年3月7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既肯定了他们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成绩，又对湘鄂西苏区发展作了具体指示。贺龙为周恩来的细致、周到、诚挚和出色的才能所感动。他说：“我在旧军队中工作了那么多年，虽然汪精卫见过我（贺、汪都是同盟会会员），对蒋介石的人，北伐前我也有过接触，但是我就没有见到过像周恩来这样的人。”

年，缅甸总理吴努来我国昆明访问，周恩来、贺龙到昆明同吴努会谈。中缅双方签订了新的边界条约后，云南省为欢送吴努，组织了规模盛大的宴会，很多少数民族头人也应邀参加。他们见到总理，非常高兴，频频向周总理敬酒。周恩来也很高兴，一连饮了三大杯。贺龙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周总理喝多了会影响健康啊！当少数民族头人敬来第四杯酒时，贺龙连忙接过这杯酒说：

“这杯敬总理的酒，我替喝，很感谢你们。”

“你别喝，这杯我喝。”周恩来急忙拦阻道。他深知贺龙有糖尿病，也不宜饮酒。

贺龙还是抢着要替周恩来喝下去。周恩来当即对敬酒者说：“贺总是有糖尿病的，不能多喝啊。”当时的情景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宴会散后，在回招待所的路上，周恩来叮嘱贺龙夫人薛明：“贺总是不应该喝酒的，今天喝多了，你可要好好照顾他呀。”他还对薛明说：“我对贺总的了解可能比你还多。他是功臣啊！你可要记住哇！你要照顾好他的身体。他今天多喝了几杯，以后别喝酒。”

多少年过去了，薛明眼前仍经常浮现那次宴会上周恩来和贺龙相互关心、相互体贴的情景，耳边仍经常回响周恩来那番意味深长的话语。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贺龙就受到林彪、康生、江青的诬陷。年12月，造反派要揪斗贺龙，东交民巷的家也被造反派进驻了。为保证贺龙的安全，周恩来先是安排贺龙夫妇到新六所住。年1月11日凌晨，又安排贺龙夫妇住到他家西花厅的前厅。可是，“一月风暴”的飓风也刮进了中南海。中南海也分成了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撬了。1月20日凌晨，周恩来又安排贺龙夫妇住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尽管周恩来想方设法护卫贺龙，可是林彪、康生、江青要整的人，周恩来也是“有星（心）照不到月”啊！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

周恩来一直为未能保住贺龙这样的“有功之臣”而难过。年6月9日，周恩来抱病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他见到薛明时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说着，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贺龙的女儿晓明走过去说：“周伯伯，你要保重身体呀！”周恩来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周围一片哭声。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

（选自《周恩来经历记述》/曹应旺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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